1937年春季，陕西西安，叶剑英面对几名刚刚从河西地区逃出的红军战士，反复劝解他们：眼前这条路确实通向队伍。但战士们却显得十分紧张，没人敢轻易往前走。有人低声询问：“你们真的是真正的同志吗？”这并不是对叶剑英的质疑，而是因他们在河西走廊经历了长时间的背叛与欺骗后所产生的本能防备。这段历史不能仅用“没有人愿意回延安”来简单概括。事实上，许多西路军的幸存者后经接应逐渐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少部分在经历了多年之后才重新找到组织。更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在营救开始时，一些战俘会对“回延安”这三个字感到恐惧。

这一切要追溯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要部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五军和第九军渡过黄河，进入了河西地区。他们本打算在此建立根据地，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以寻求外部支援。然而，这里的部队很快便被敌军隔离，西渡的部队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

西路军的兵力并非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则担任政治委员，他们的部队在古浪、永昌、临泽等地与敌军展开激战，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然而，狭窄的河西地形使得补给变得异常困难，敌军熟谙地方地形，并能不断得到增援。西路军不仅要进行战斗，还需寻找粮食和冬衣，伤员数量不断增加，战斗逐渐演变为消耗战。

进入1937年，部队在甘肃西部面临严重困境。三十军等部队损失惨重，五军军长董振堂战死，众多指战员牺牲或失散。能够全员突围的少之又少，部分人员向祁连山转移，部分则最终进入新疆，还有大量伤员、妇女和掉队的战士被敌军俘获。

敌军对于俘虏的处理极为残忍。在押解途中，许多伤病员不幸遇难，还有一些被强迫改名并分散安置，个别地方甚至发生过集体屠杀。尽管因资料来源以及统计口径的不同，具体数字仍存在差异，但俘虏遭受虐待的事实不容质疑。更为复杂的是，敌军常常以“送你们回家”的口号诱骗战士们集合，曾经以为能被释放的人，结果却被带往刑场。多次重复后，“回家”这个词语再也不代表安全，反而成为许多俘虏最为恐惧的言辞。

女红军的遭遇同样不易。妇女先锋团的一些成员被关押在凉州等地，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同时还要遭受审讯和羞辱。她们中有人故意装疯，有人利用看守的疏忽传递信息，也有人在极端条件下设法逃脱。能够生存下来，已经证明她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斗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关系发生变化，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条件才逐步建立。那个时候，叶剑英身处西安，专注于统战和联络工作，承担了大量沟通任务。营救并不是简单派人到河西喊一声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地方关系、地下交通和个别谈判，寻找被分散关押的战士。

一些人获释后，衣衫褴褛，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叶剑英与相关人员需首先核实身份，再安排食宿以及转移。面对一群警惕的战士，他只能耐心安抚：“这里不是马家军的圈套，组织没有遗忘你们。”这类对话未必留下详尽记录，却无不反映出营救工作的真实艰辛。

因此，“无人愿回”更主要是因为幸存者不敢轻信。曾经的假承诺已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亲眼目睹同伴因相信“释放”而丧命。对于这些人而言，信任不是一句口号便能恢复，需要具体的人、可靠的路线和一次次实际兑现的承诺来重新建立。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营救开始前未能等到解救。王泉媛等女战士与部队失散，长期遭受压迫和控制；还有一些年轻战士在逃亡途中被当地百姓收留，结果因战乱、失联或身份暴露，无法再返回原部队。她们的遭遇表明，西路军的损失并不止于战场，更延续在战俘营、乡村以及漫长的逃亡之路上。

自1937年起，陆续返回的西路军人员被重新安置，有部分进入部队，有的从事地方工作。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也多次讨论这支部队的失败教训：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敌情判断失误，以及部队之间缺乏持续配合，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叶剑英参与营救的意义，不仅在于带回了多少人，更在于让那些被分散、被俘或被迫改名的战士重新找回了身份。对于西路军的幸存者来说，返回延安并非一次简单的转移，而是从被追捕、被怀疑、被遗忘的状态中，重新回归自己的队伍。